身为文人，用言语暗示一件事，是最常见的操作。
    比如——我就爱这么写……
    是不是——实际上，刘若愚的确知道《永乐大典》丢失的真相？
    但是，他不能说！
    因此，只好特意通过这样的暗示，来告诉皇帝呢？
    毕竟，今日看来《酌中志》是研究明代的资料，而刘若愚写出来，却是想要从死缓中脱身的工具！
    这个酌中，就是自白书的意思。
    这一点，在开卷自序中，刘若愚已经说的清清楚楚。
    从这里，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
    刘若愚话里的重点，必然只有两个——1：内阁大臣，2：《册府元龟》和《永乐大典》在一起！
    《永乐大典》的丢失过程，已经是“秃子头上长虱子——明摆着”的事情了。
    丢失的时间，就在万历——崇祯元年之间！
    因为刘若愚是崇祯元年坐牢的！
    而结合上下文，丢失的准确时间，在内廷抄录《册府元龟》之后！
    这些，就是刘若愚不能明着写出来，却暗示出来的真相！
    ……
    还有《册府元龟》，高达近940万字，郭沫若发现的两个版本，那最多的一部，残存数量，都一百多本！
    《永乐大典》呢？
    ——册！
    正本——单册高50.3厘米,宽30厘米，和浴室墙壁贴的大瓷砖，差不多大小。
    这个宽度，相当于现代城市，铺设的盲道砖的宽度。
    将《永乐大典》排列在一起，全部铺在地上，是宽三十厘米，长5580.785米的一条盲道！
    也就是长达11里多一点。
    这个长度，大约相当于现代一般县城盲道的总距离！
    这么多的书，想要运走，必然要有大型物体的运输行为，给他打掩护！
    而且，还必须是多次！
    因为，一起走风险太大了！
    而《册府元龟》发现的地点是山东青岛，明代隶属莱州府，也就是登莱地区。
    将登莱和京师联系起来——
    再加上西洋！
    还要多次行为！
    找一找明末万历以后——大件运输，还是好几次的行为……
    只有徐光启：
    ——在天启元年，运输4门红夷大炮至京师。
    ——天启三年，运输22门，并且，西洋人随行。
    ——崇祯三年，6门。
    ——崇祯三年，徐光启再次上疏，以葡萄牙人一百六十名，澳门人一百名，非洲人和印度人一百名，共三百六十名，以及无尽民夫组建的庞大团队，再次进京。
    这一次，被人弹劾，运输队被崇祯下令解散。
    直到崇祯四年三月，才在徐光启一党的坚持下，到达京师。
    这些火炮，并不是聚集在京师就完了。
    还又分别运往不同的地方。
    也就是说，如果将《永乐大典》混在车队之中，是最容易带离京师的了！
    徐光启盗取《永乐大典》的过程，是不是真相大白了？
    那么《册府元龟》，为何停留在了青岛呢？
    ——恰恰！
    就在崇祯四年，登莱兵变！
    而兵变的结果，就是徐光启召至山东“铸炮”的工匠，跟着叛军，一起到了后金。
    适逢战乱，《册府元龟》被匆忙放在寺庙内，是不是很正常的行为？
    或者说，有人故意将《册府元龟》，放在了寺庙里！
    ……
    红夷大炮真的是徐光启引进的吗？
    而恰恰——不管是我的考据，还是现今学术界的考证，都证明了徐光启引进的所谓“最先进红夷大炮”，大明早就有了！
    （前文有讲，早在万历年间，红夷大炮已经以数十门为单位，出现在福建、广东小县城之中。）
    也就是说，徐光启所谓的“引进西洋火炮”，只是一个幌子！
    他在为某件事打掩护！
    什么事？
    偷《永乐大典》！
    徐光启一党，言之凿凿的西洋人帮助造炮，就在登莱！
    恰恰！
    郭沫若发现《册府元龟》的地方，就在当时隶属莱州的青岛！
    那么，是不是可以做出——这么一个推测？
    ——身为文渊阁大学士、内阁次辅的徐光启，是能够不惊动皇帝，直接接触到《永乐大典》、《册府元龟》这种国家级图书的高官！
    所以，这就是刘若愚——那近乎明着写出来的暗示，的真相！
    徐光启偷走了《永乐大典》！
    这些书被从皇宫转移出来之后，因为需要一个大型活动打掩护。
    因此，朝野就制造了“西洋火器先进的理论”。
    当这些火炮聚集在京师，不管是返程的车队，还是运输其他方向，都是最容易带走《永乐大典》的！
    不管运送到哪里，只要离开京师，以徐光启的地位，都很容易将这东西带走！
    如果不懂——就看看某个湖的洗澡螃蟹。
    徐光启一党，以运输火炮的车队为载体，将《册府元龟》、《永乐大典》等等珍贵华夏国宝，转运山东，交由西方人带走。
    就在他们将最珍贵的《永乐大典》正本全部带走之后，恰好遇到了登莱之变。
    而这个举动是瞒不住人的！
    于是，有人乘机转移了《册府元龟》两部，却都是残卷。
    因为——人家已经起运一部分走了！
    这，就是郭沫若发现的两部《册府元龟》的真实来历！
    而朱大韶家族的横经阁，只是其中的一道手！
    兄弟们，联合现今的证据，在结合我这个推理，是不是就是徐光启偷走《永乐大典》的真实过程？
    不要说徐光启不会！
    作为大臣，那群人可是连给大明交税都不干！
    偏生转个身，要给西方缴纳全家十分之一以上的财产！
    还每年都缴纳！
    这事都干了，还有什么是他不能干的？
    要知道，这可是《永乐大典》啊！
    这可是《册府元龟》啊！
    这可是华夏最珍贵的典籍啊！
    前朝灭亡，后朝建立后，会将这些历代前朝的“文治象征”，精心保管起来。
    因为这是后朝“法理”的一部分，同样也是后朝文治的象征！
    （不懂这个的，看看果子撤退湾湾前，派飞机抢走了多少典籍。）
    这些书的丢失……
    问题到底有多么严重，就可想得到了。
    举个例子，就好比我们放在国家馆的《党史》原始资料，竟然到了个人手中……
    内监藏本《册府元龟》被偷走，这可是直接证据！
    这些书籍丢失的性质，有多么恶劣啊！
    人家连大明皇帝文治象征的脸面，都给拿走了。
    更何况区区一套《永乐大典》？
    仔细看看，明朝皇帝哪一个是正常死亡的？
    如果一个人死的稀奇古怪，是巧合。
    两个人死的莫名其妙，也可以是巧合！
    三个人呢？
    如果个个死的都是稀奇古怪,还是巧合么？
    连皇帝都没有正常死亡的，那——区区一套《永乐大典》，又有什么不敢弄走的啊！
    他们弄走了这么多典籍，再想想巴伐利亚！
    在1860年的欧洲教会资料中，还依旧称巴伐利亚的迪特福特镇——为“中国城”。
    西方崛起的真相，是不是就呼之欲出了？
    ……
    （妈呀，眼都要瞎了。
    扒资料太累人了。
    关键是，很多时候还会走入误区，扒拉大半天，最后是死胡同……）